学术出版的三个维度

学术出版十分重要，这是因为：第一，学术出版的对象是学术创新、创造的最新成果，反映各学科、各领域学术发展的前沿水平，代表“三大体系”建设的成就，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助力；第二，学术出版成果是国际学术对话交流的资源，是文化自信的基础；第三，学术出版成果为相关内容的普及化、通俗化、大众化提供条件，是大众出版的前提。可以说，学术出版是衡量出版机构发展情况的重要标尺。

一、历史维度：编辑出版与典籍文化

从历史维度看，漫长历史时期的出版成果构成典籍文化的主体，是我们文化的根脉所在，正如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说：“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其中，观念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典籍便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编辑出版作为文明时代重要的文化活动，依托物质载体和技术手段，以传承、传播为目的，促进典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关于我国出版起源于何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产生于春秋战国，理由是该时期学术文化发达，教育广泛发展，对图书的需求自然旺盛，以传播为目的的出版产生。另一种看法认为晚至7世纪五代、唐初，理由是该时期规模化传播的手段雕版印刷术广泛运用，图书批量生产、知识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就出版的本质而言，专门记录不能说是出版，分享和传播体现出版的价值和意义，按此标准春秋战国说更合理可取。甲骨文是我们目前所知较早的文化载体，是日常占卜记录留下来的，属于档案材料。春秋竹简、木牍既用于记录，又用于文书，作为信息、知识传播载体，是最早的出版形态，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简牍文化。孔子读《春秋》，“韦编三绝”，说明鲁国的编年史是在一定范围内查阅的。诸子百家勤于著述，在弟子信徒中传播传抄，是以传播分享为目的的。中华文化重要原典在此时产生，恢宏深厚的典籍文化由此发展。

儒家文化创始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奠基者孔子，是学术出版的大师。孔子平生并无著述，儒家经典《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孔子的语录汇编而成的。六经（诗、书、礼、乐、易经、春秋）原本都是一般古代文献，经过孔子的编（删订）而成为儒家经典。编即编辑，把儒家的观念主张通过对文献的体例再安排、用语及文字的特定表述等方式体现出来，经过孔子的精心编辑，一部部普通的古代文献蕴含儒家微言大义，升格为儒家经典。比如，《诗经》原是采诗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采集而来的（采风），孔子经过删订编订为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种题材、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其核心思想孔子也说得明确：“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主旨倡导以仁治国，让天下归仁，体现孔子的仁政思想。再如对《春秋》的删订，通过对鲁国编年史书中具体史实的评价褒贬，为世人设定评判是非的标准，建立儒家主张的社会政治秩序，所以《孟子·滕文公》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由六经到十三经，孔子儒家经典成为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无独有偶，五四时期思想家以编辑出版《新青年》等刊物作为文化阵地，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开启了思想启蒙、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和五四时期都是历史大变革、时代大变化的时期，我们的先辈通过文化自觉、历史自觉，编辑出版了大量著作，产生博大精深的典籍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在世界文明中别树一帜、独一无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史子集卷帙恢宏，新近落成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对历史上的珍贵版本进行珍藏保护，延续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新的时代对典籍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担负时代赋予的出版新使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是当代出版人的重要使命。

二、现实维度：学术出版面临的挑战

学术出版资源具有前沿性、原创性、稀缺性特征，因而竞争十分激烈。学术出版的发展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一方面，因资源紧缺、项目周期长、专业出版人才匮乏，导致学术出版发展不均衡；另一方面，因内容专业性强、读者小众化，导致宣传营销尤其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出版的创新与发展。

1.学术出版资源稀缺，导致学术出版发展不均衡性加剧

作为学术出版资源的高端学术成果，具有原创性、前沿性、稀缺性、周期长等特征。其中，原创性指成果的性质，是创造性、创新性的，是人类知识能力的积累和延伸，是人类精神创造历程上的里程碑。前沿性指成果的水准，处于学术发展的前端和巅峰。稀缺性指成果的存在状态，因其原创性、前沿性，所以稀缺。物以稀为贵，出版机构越是掌握高端资源，就越能体现作为出版机构传承学术、传播知识的价值。正因如此，高端学术成果是十分紧缺的优质资源，是出版界追逐的对象。在学术研究机构与出版机构的长期博弈、合作过程中，学术出版的格局和特色相对固化，总体趋势是学术出版资源集中在头部出版机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后来者介入学术出版的门槛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只能偶尔露峥嵘。在学术出版资源的竞争中，中央传统出版强社、知名研究机构出版社、著名大学出版社无疑占有突出优势，而且在竞争过程中资金、人才、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得到强化。

2.学术出版宣传营销欠缺，导致学术出版成果影响力受限

相对于其他出版板块，学术出版由于内容专业性强、读者小众，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资金补贴支持，没有形成市场化出版格局，宣传营销不足，最终结果是学术出版影响力受限。相对于自然科学学术出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应该更有作为。很多原创或引进类的专业性强的图书成为畅销书、常销书，产生了广泛影响，亦说明学术出版的宣传营销大有可为。例如，十三经、诸子百家著作等中华传统经典成为国人的必读书；国外康德、尼采抽象的哲学著作，霍金高深的《时间简史》，以及以晦涩见称的文学图书《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长销不衰，就是最好的说明。

3.学术出版融合发展欠缺，导致学术出版数字化普及滞后

技术进步给图书出版、销售方式以及读者购书、阅读方式带来重大变化，学术出版也不例外。在出版业格局经历整体性、行业性变化的形势下，图书的形态诸如版式、装帧、用材等随之变化，地面营销等传统销售方式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电商营销、短视频营销、社群营销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接受和欢迎，这不是大众出版的专利，学术出版也要在融合发展尤其是内容的数字化、视频化方面下功夫，高端学术的普及化，包括视频化、数字化对读者尤为必要，也能带来更好的效果。比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合作的“国家文化公园画传系列”，运用数字技术，推出数字运河、数字长城融合产品，立体化、可视化表达，受到了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

4.学术出版人才建设欠缺，影响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出版既是出书，也是出人才。学术出版需要相关专业强、出版业务强且有情怀、有定力的编辑人才队伍，跟踪学术发展前沿，了解学术发展动态，熟知重要研究机构和重要学者团队及专业特长，擅长与学者交流，虔心服务读者。在行业发展越来越“卷”的情形下，人才更多流向短、平、快的出版板块，比如大众类的文学、生活、科普图书，少儿类的动漫、绘本图书等，坚守学术出版既需要毅力，更需要情怀。江苏人民出版社知名品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6年，出版图书230种，在出版界、知识界享有盛誉，用主编刘东的话说是“熬”出来的，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熬”出今天的品牌。

三、实践维度：江苏人民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应对及成效

针对学术出版面临的多重挑战，多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矢志学术出版，把学术出版置于立社之本的地位，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为宗旨，抢抓出版资源，与高端学术机构和知名学者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培养专业化编辑出版人才，形成集重要品牌、重大项目、重点图书为一体的学术出版体系。近年来，为应对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千方百计破局、出圈，在发掘学术图书价值、学术图书融合赋能方面创新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学术出版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些许经验。

1.多维度发掘学术出版的品牌价值

学术出版的图书品牌，是传统出版长时间创造出来的，在读者中享有崇高声誉，体现出版机构核心价值。但品牌是金字招牌，其价值要通过内容和服务来体现，在内容呈现方式、图书宣传方式、读者购书和阅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环境下，传统图书品牌价值如何体现和发挥，是出版人必须直面和应对的“时代之问”，应对不当会弱化品牌甚至造成颠覆式影响，许多知名图书品牌影响的式微甚至销声匿迹就是如此。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历经36年打造的学术图书品牌。但作为知名品牌，在当前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形式单一，深度开发不够，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掘；版权费用高、版权周期短，部分品种出现花钱养版权的尴尬情况，丛书的可持续出版存在隐忧；新媒体营销尤其是短视频、社群等新营销方式做得不够，融合发展滞后，好的图书难以直达读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通过打造重点单品、主题性系列精选版和加强新媒体营销等方式，使丛书焕新出彩。2021年起，丛书确定不同主题推出三辑精选版：第一辑聚焦“近代中国”，包括《北京的人力车夫》《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卫生的现代性》《大萧条时期的中国》《施剑翘复仇案》5种获得过列文森奖、费正清奖的海外学术经典；第二辑“女性研究系列”，集结了海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专家，聚焦爱情、婚姻、家庭、教育、写作、贞操、缠足等与女性关系最密切、女性最关心的话题；第三辑聚焦“古代中国”，遴选《中国转向内在》《天潢贵胄》《权力关系》《忠贞不贰》《危险的边疆》《马背上的朝廷》等6部海外汉学名作，把目光投向更深广的中国历史空间。在宣传营销方面，电商平台专题展示，短视频营销集中发力，以及通过作者视频宣传、知名学者线上线下分享会等方式，聚焦目标读者。同时，全力打造“思库”新出版品牌，公众号、视频号内容及时更新，集图书宣传、社群交流于一体，作者、读者、出版者随时无障碍交流沟通。通过以上努力，收到较好效果，探索出新出版形势下传统图书品牌转型、价值再发现之路，精选版被业界誉为传统品牌焕新出彩的典范。该丛书新近推出乡村中国系列、大师名家系列、艺术系列等。

2.注重学术出版的升级与赋能

相对于大众出版，学术出版的内容升级和数字赋能显然滞后。学术图书阅读门槛较高，聚焦目标读者，内容升级、数字赋能难度大，造成学术图书影响力限于专业领域，很难破圈。但学术发展引领社会发展，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终身学习是现代人的必然要求，读者希望了解学术前沿发展动态，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注重学术出版的升级与赋能，充分发挥学术出版的价值，是学术出版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立足读者需要，在内容形态上进行多层次开发，对产品升级迭代，开发适应一般读者阅读的普及性产品；二是适应技术进步及阅读方式变化，在产品形态上进行数字化、可视化赋能。

近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相关学术领域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构建“三大体系”的标志性著作，如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叶秀山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叶朗和朱良志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郭齐勇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以及百卷本“抗战专题研究丛书”，钱乘旦主编的《英国通史》《英帝国史》《世界现代化历程》，邢来顺主编的《德国通史》，王新生主编的《日本通史》，陈望衡主编的《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陈志强主编的《拜占庭帝国大通史》，孙江主编的百卷本“学衡尔雅丛书”，等等。这些图书既是学者心血的结晶，也是出版人劳动的成果，更是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如果学术出版一劳永逸，在内容开发、宣传营销上无所作为，严重影响、削弱图书的价值，是对精神财富的极大浪费。对出版社而言，这些学术图书矩阵是宝贵财富，应该也能够焕发出自身的价值。

在内容升级方面，以《中国近代通史》为例。该书由知名历史学家张海鹏先生领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力量编写，2007年出版。该书内容涵盖1840—1949年，在当时是极富学术远见的。因为关于抗战年限以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变化，2016年启动修订，2024年年初修订版出版，中国社科院作为重大成果予以发布。这部书构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内容进行修订升级，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一致好评。

在图书赋能方面，一是对《英国通史》《法国通史》等制作视频、音频产品，在喜马拉雅等平台上线，据此出版普及性的《极简英国简史》《法国简史》等。二是适应技术进步及阅读方式变化对《拜占庭帝国大通史》赋能。该书是目前中文学界第一部信息全面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拜占庭帝国史，因此出版社邀请知名设计师为这套书精心设计了精装版和紫金特装版两种版本及一系列美轮美奂的周边产品，通过新媒体集中宣传营销。其中，紫金特装版凸显拜占庭艺术风格，精美刷边，编号1123套（330—1453年）一个月内售罄；普通精装版5000套也基本售罄。2024年举行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五周年”重大成果发布会共发布12部重大成果，世界史领域入选2部，《拜占庭帝国大通史》即为其一。

3.储备优质选题，适时推出重点图书

选题储备对学术出版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学术出版指向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周期长；学术出版往往涉及重大主题，出版过程比较复杂。为保持学术出版的时效性和可持续性，全链条、全环节、高质量做好编辑出版工作：一是超前谋划。根据未来3年、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重大主题、重大活动和重要节点，确定重大选题，联系重要作者。二是及时推出。根据要求倒排进度，严守意识形态关和编校质量关，精心打磨，高质量出版。三是注重营销。尤其注重新媒体营销，强调针对性，突出内容特点，聚焦目标读者。四是融合创新。学术图书因为内容专精深，阅读理解难度大，数字化、视频化等方式对读者尤为必要。

实践带来较好效果。从江苏人民出版社近年来的重点图书来看，2014年及时出版《丝绸之路》，由于内容权威，入选丝路书香工程，出版英文、法文、土耳其文等多个语种，并被评为对外输出经典案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出版《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和古今名称研究》，入选2018年度“中国好书”。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出版《向北方》，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2022年适逢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出版《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年销售超10万册；11月，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一个月，推出《中国式现代化论纲》，入选“中国好书”2023年3月榜单。2023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而出版的《抗战旗帜毛泽东》，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4年年初，出版《新质生产力》；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推出《邓小平考察纪实》《邓小平在1978》；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将推出六卷本《法国通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将出版《滹沱河畔》。这些图书主题性、学术性强，作者权威，切合重大时间节点，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做到双效统一，切实体现了学术出版的内涵和价值。